中国和瑞典的关系

来源：本站整理发布时间：2019.01.17 浏览：521 次

中瑞历史回顾

清朝初期，一位名为尼尔斯•马特松•基奥平（Nils Matsson Kiöping）的航海家于1655年在福建省厦门市靠岸，与其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些商人，他们来自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企业——荷兰东印度公司，但基奥平不是荷兰人，他来自一个北欧国家，后来中国人赋予这个国家一个吉祥的名字—“瑞典”。基奥平没有字典，也没有可靠的地图，他是如何在中国生活的呢？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但在返回瑞典后将自己的经历编写成册，这是第一本介绍亚洲的瑞典语书籍。这本书1667年面世，展现了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勤劳善良的美丽画面。基奥平的东方之旅实际上拉开了瑞中两国四个多世纪和交往的序幕。

我们刚刚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会很容易地认为我们与很多国家的交往都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因此，中国和瑞典历经很长时间的交往史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在欧洲大航海时代，西方很多年轻人有志于到遥远的国度旅行，他们通过跨海贸易帮助将全世界联成了一体。

雍正十年，也就是1732年，一艘悬挂蓝黄相间旗帜的商船抵达广州。这艘船是瑞典东印度公司包下的，此行的目的是用银制品和葡萄酒交换丝绸、茶叶和瓷器。欧洲还有几家与瑞典东印度公司类似的企业，它们将十八世纪打造为东西方贸易的黄金时代。此后十年间，共有129艘瑞典商船来到中国，促进了瑞中互惠互利型双边贸易的繁荣发展。

哥德堡号

十八世纪从中国进口的奢侈品在瑞典颇受欢迎，掀起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热”。雅致考究的花园和庄园都被设计成“中式”风格。此外，1753年，已经养成饮茶习惯的瑞典贵族应邀参加“中国城堡”的落成典礼，这座令人赏心悦目的洛可可式建筑座落于斯德哥尔摩郊外的皇后岛，是瑞典国王送给王后的生日礼物。如今，“中国城堡”依然留存于世，成为瑞典著名的旅游景点。但“中国热”盛行的主要受益者是瑞典西海岸的哥德堡。如今，哥德堡与上海是友好城市。哥德堡在250年前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地，之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艘以哥德堡命名的商船于1745年从广州返程途中快要靠港时不幸沉没。多年以后，这艘东印度商船的复制版新“哥德堡号”建成，并于2006年再度远航中国。

十八世纪，开始有中国人访问瑞典，其中有个人叫蔡亚福，是来自广东的一名年轻口译员。他参观了瑞典的工厂和矿山，甚至获得了在斯德哥尔摩觐见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机会。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继蔡亚福之后又来了几位重要人物，可以说其中最有名的是遭到流放的康有为。从1904年开始，他旅居在斯德哥尔摩恬静的郊区——萨尔特舍巴登，并写下了热情赞扬瑞典的文字。

1847年3月20日，清朝政府与（瑞典和挪威）联合王国政府签署了一份正式协定，这是中瑞两国签订的第一份官方条约。现在回想起来，十九世纪是个黑暗时期，当时中国不得不抵御外来侵略和非法鸦片贸易。但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政府一直在谴责鸦片贸易，并禁止瑞典臣民参与其中。随着瑞典和中国的友好交往不断扩大，从哥德堡到上海的汽轮航线于1907年开始运营。同年，瑞典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任命坚定支持与远东地区开展贸易的古斯塔夫•奥斯卡•瓦伦堡（Gustaf Oskar Wallenberg）为瑞典驻北京公使。

1950年5月，瑞典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为当代瑞中关系的发展搭建了舞台。七年后，两国签署了贸易协定。与此同时，世界开始进入技术迅速变革的时期。舒适的长途旅行和通信技术改进，大大缩短了过去相距遥远国家（如瑞典和中国）之间的距离。后来，互联网和手机的出现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铺平了道路，你可以周一在上海办公室工作，而周三就可以在瑞典做生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见证了双边交往的迅速扩大和进一步深化。北欧航空公司1988年开始运营直飞北京的航线，北欧与中国之间的旅行因此变得更加便利。

瑞中两国高层官员会晤也印证了两国交往的日益活跃。1981年瑞典国王和首相首次访华以及三年后中国对瑞典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以来，两国最高层领导人频繁会晤。例如，胡锦涛主席于2007年访问瑞典。1996年，瑞典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次年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馆投入使用。

现任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于2008年4月访问北京大学

1978年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此后两国双边贸易出现飞速发展。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瑞典大型企业就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消费者逐渐记住爱立信、阿法拉伐、利乐和宜家等品牌。数年后，瑞典又有一些中小企业步其后尘，纷纷进入中国。如今，至少有550家瑞典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也有不少中国人在瑞典投资。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瑞典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瑞中交往最可喜的一大发展是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大幅增加。1980年以来，两国贸易和官方互访不断增加，不仅如此，在学术交流和旅游方面也有所加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谁能想到有一天瑞典游客可以在中国最偏远的地区漫步，中国人也可以在瑞典乡村一边打高尔夫球，一边享受青山绿水和新鲜空气呢？还有些中国人在素有“北欧威尼斯”之称的斯德哥尔摩度过了终身难忘的美好时光，或者在北极圈以内欣赏麋鹿和午夜太阳。瑞典年轻人也会热衷于学习汉语。

瓦尔德内尔--中国人最熟悉和喜爱的兵乓球运动员

瑞典一直非常尊重中国文化。当前，瑞中双边文化交流活跃，从京剧到阿巴合唱团等摇滚乐队都在交流之列。在体育方面，两国在乒乓球等娱乐项目上有着共同兴趣。就乒乓球项目而言，瓦尔德内尔是瑞典乒乓球运动员的代表。两国关系历久弥新，最直观的体现可以说是四年前“哥德堡”号的广州和上海之旅。2010年上海世博会标志着中瑞两国的友谊与合作将朝着发展新纪元迈出崭新步伐。

英格玛•奥托松（Ingemar Ottosson）博士是瑞典历史学家，也是中国宁波大学的名誉教授，他著有记录瑞中两国历史交往的编年体史书《巨龙与雄狮》。

中瑞双边政治关系回顾

一、政治互信

瑞典于1950年1月14日承认新中国，1950年5月9日同中国建交，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同年，两国互派大使，耿飚将军为我驻瑞典首任大使。

建交后，中瑞关系平稳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并取得显著成果。

50年代，瑞一直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60、70年代，两国部级交往逐步增多。80年代两国关系发展较快。瑞国王、首相、议长先后访华。中国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领导人相继访瑞。

1992年以来中瑞关系不断发展，高层互访较频繁，各部门各级别的交流与合作显著增加，这些访问与交流增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瑞方访华的主要有：副首相兼社会大臣韦斯特贝里（1993年）、外交大臣叶尔姆－瓦伦（1995年）、首相佩尔松（1996年）等，副首相萨林曾来京出席世妇会（1995年），外交大臣林德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代表来京出席亚欧外长会议（2001年），外交大臣弗赖瓦尔兹访华（2004年）。中方对瑞典的重要访问有：田纪云副总理（1992年）、朱镕基副总理（1992年）、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1993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1994年）、李岚清副总理（1995年）、邹家华副总理（1996年）、吴邦国副总理（1997年）、唐家璇外长（1999年）、李肇星外长（2004年）、吴仪副总理（2004年）等。2000年5月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两国元首互致贺电，瑞副首相叶尔姆－瓦伦访华。

二、双边经贸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

中瑞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得到长足发展。1957年，两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同年，两国贸易额增至3187万美元，比1950年增长10倍多。1959年，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瑞。1965年，瑞阿特拉斯（ATRAS）公司采矿设备展在京举行，这是两国建交后瑞企业首次在华单独举办展览。1978年，两国贸易额突破1亿美元。

1979年中瑞建立经贸合作混委会（副部级）后，瑞于1980年对中国实行普惠制，并于1982年起开始对华直接投资并向其提供优惠贷款。瑞于1985年和1991年分别取消了对中国瓷器和纺织品、服装的配额。1988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与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SAS）开通北京至斯德哥尔摩直航航线。

90年代以来，两国经贸关系飞速发展。1994年，两国贸易额突破10亿美元。2001年，中瑞贸易总额为31.05亿美元，同比减少11.4％。其中，中方出口额为9.32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进口额为21.73亿美元，减少18.8％。2002年，中瑞贸易总额为27.01亿美元，同比减少12.8％。其中，中方出口额为9.10亿美元，同比减少2.3％；进口额为17.91亿美元，减少17.4％。2003年，中瑞双边贸易额为41.7亿美元，其中我出口14.5亿美元，进口27.2亿美元。我主要出口服装、箱包、鞋类、塑料制品、纺织纤维、焦炭、蔬菜罐头、玩具、家具和电信产品；从瑞主要进口通讯产品、钢材、铁矿砂、精密仪器、建筑及采矿机械。目前，瑞是中国在北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瑞在亚洲的第一大市场，是瑞第12大贸易伙伴。

2004年上半年，瑞典在华投资项目已达607个，合同投资金额为13.8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为10.2亿美元。在瑞典的中资企业共8家，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产品研发、贸易发展和旅游业等领域。瑞典在华建立的合资与独资企业主要有华瑞制药、爱立信通信、沃尔沃汽车、利乐包装、斯凯孚轴承及宜家家居。

2002年2月，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访瑞，11月，瑞工贸大臣帕格罗茨基访华，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瑞经贸关系广泛交换了意见。2003年2月，中瑞经贸混委会第15次会议期间正式成立了相互投资工作组。2004年9月，吴仪副总理访瑞期间，双方签署两国投资保护协定的补充条款，为推动双向投资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三、在文化、科技、教育与军事等方面的双边交往与合作

1983年我文化部和瑞典学会签署了《文化合作与交流会谈纪要》。1992年两国就文化交流项目进行换文，1998年双方签署了新的文化交流计划。2001年，双方签署新的文化交流意向书。自50年代以来，瑞方访华的主要有：政府文化代表团（1953年）、瑞皇家歌剧院芭蕾舞团（1960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席其首场演出并接见该团）、瑞文化界友好人士访华团（1974年）、瑞民间歌舞团（1982年）、瑞典沉船展览（1992年）、洛克塞特演唱组（1995年）、哥德堡交响乐团、ABBA演唱组和上海瑞典周（1999年）、瑞著名钢琴歌手罗伯特·威尔斯（2000年）、斯德哥尔摩皇家弦乐团（2001年11月）、瑞典电影周（2002年3月）和北欧青年交响乐团（2002年7月）等。我方在瑞举办的文化活动主要有京剧、杂技、民乐、武术、民间艺术表演和电影周、文物展、画展、图片展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出土文物展览（1975年）、天津杂技团（1975年，帕尔梅首相观看演出）、西藏歌舞团（1978年）、中国恐龙展（1989年）、中国节（1995年，西尔维亚王后出席开幕式）、瑞典上海周（2000年）、中国湖南花鼓戏团（2001年10月）、中国少数民族歌舞团（2002年12月）和中国电影周（2003年3月）、中国现代艺术展（2003年10月）、《汉字展－从甲骨文道计算机》（2003-2004年）、中国京剧团（2004年9月）等活动。此外，我乒乓球、速滑、田径等各类运动队也多次访瑞。

中瑞科技交流始于70年代，瑞皇家科学院和皇家工程院代表团（1975年）与中国科学院代表团（1977年）实现互访。1978年中瑞成立了科技合作混委会（司局级），1981年中瑞签订科技合作议定书。1992年，中国为瑞典搭载发射科学实验卫星“弗利亚”号。目前双方科技合作已扩大到通讯、环保、医药、农林、宇航等20多个领域的80多个项目。自1980年起，瑞典为中国培训各类技术和管理人员约2000多人。2002年6月，中国科技部长徐冠华成功访瑞，同瑞方就扩大双边科技交流与合作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中瑞1964年起正式交换留学生。80年代以来，两国教育领域的交往增多。瑞教育大臣（1980年、2000年）、高教署署长（1982年）和中国教育部长何东昌（1983年）互访。1983年，中国教委和瑞典学会签署了交流协议。80年代初，中国在瑞留学生共120名，瑞在华有留学生约20名。目前，中国在瑞典共有4000多名公派和自费留学生，瑞在华有各类留学生约100名。目前中瑞两国每年互派公费留学生约60名。

中瑞军事交流起步较早。50年代，瑞驻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军官曾分批来华参观，中瑞军方开始接触。60年代，瑞国防部军令部部长奥尔曼少将（1960年）、中国副总参谋长彭绍辉（1963年）实现互访。80年代两军交流较多，瑞三军总司令列纳特·荣上将（1982年）、瑞空军司令乌尔松中将、国防研究院院长吕贝克少将、陆军司令本特松中将（1987年）、三军总司令本特·古斯塔夫松上将（1988年）先后访华，瑞海军训练舰“卡尔斯克鲁纳号”两次对上海进行了非正式访问（1983年和1986年）。中国航空研究院代表团（1981年）、徐信副总参谋长（1984年）曾访瑞。2001年，瑞典国防学院院长纳瑞特·尼克斯少将率军官学院团访华，中国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予以会见。2001年，中国副总参谋长钱树根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上将、副总参谋长郭伯雄上将等先后过境瑞典。2002年6月，瑞三军总司令约翰·海德施泰特上将成功访华，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会见，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与其进行了会谈。

四、领事关系

1996年瑞在上海开设总领馆。1997年中国在瑞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开设总领馆。1997年双方就瑞保留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领馆达成协议并换文。2002年11月瑞在广州开设总领馆。

五、重要双边协议及文件

1957年，中瑞贸易协定

1973年，中瑞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1975年，中瑞海运协定

1978年，中瑞工业和科技合作协定

1982年，中瑞投资保护协定

1983年，中瑞文化部门文化合作与交流会谈纪要

1986年，中瑞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

1993年，中瑞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

1996年，中瑞关于瑞典王国保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领事馆的协定